在全球汽车产业驶入深水区之际,中国车企正在从制造走向生态、从出口迈向价值,重构全球化战略路径,塑造新周期的竞争新优势。
在全球汽车产业步入智能化与绿色转型“双变革”深水区之际,中国汽车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向新周期的主导者地位。
7月12日上午,在2025中国汽车论坛设置的“智驱绿行,策领未来”主题论坛上,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王忠宏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毕吉耀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总经理潘吉明、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副总裁江利旗、长城国际副总经理于金生、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经营企划部部长周强、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王高歌等嘉宾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。论坛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许海东主持。
本场论坛聚焦中国汽车产业“新三化”路径演进,围绕宏观风险应对、企业技术重构、产业链延展、品牌价值突破与全球协同布局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,并同步预发布《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报告(2025)》。
宏观动向如何赋能汽车全球化
以“示范引领”四字点题,王忠宏在发言中强调,中国汽车产业应在全球生态中担起引领责任。他表示,产业已从“追赶者”向“引领者”转变,当前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,更需要在智能化、绿色化、城市融合、国际合作等方面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,推动构建一个开放、共赢、可持续的汽车产业生态。
在他看来,随着汽车产业与城市发展深度互动,未来中国汽车产业不仅要制造智能汽车,更要推动构建“以人为中心”的可持续城市生态。这包括如何通过产业带动科技、教育、服务等领域协同发展,也包括在城市交通管理、数字基础设施、绿色能源等方面构建与新能源汽车相适应的新型城市治理逻辑。
在全球布局方面,王忠宏强调应坚持“大国产业”视角,秉持“互利共赢”理念,将产品、技术与社会责任一体输出。他借鉴“雁形模式”发展理念,提出中国企业应与东道国形成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全球合作生态圈,推动构建新能源时代的国际产业新格局。
他还援引跨国资源型企业的经验举例,如力拓集团在几内亚项目中设定了社会责任优先的运营目标,这种“企业经营+社会价值”的复合路径,也为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复制成功模式提供了启示。他认为,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“走出去”不能只以市场为导向,更应以长期生态、社会责任与价值共创为目标,推动产业国际化进入“高质量出海”阶段。
王忠宏强调,中国汽车产业已具备从跟跑者转向引领者的基本条件。但要真正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“高位站位”,企业和政府都要展现出更大视野和系统性能力。这不仅是产品能力的竞争翻翻策略,更是技术标准、市场规则、产业文化的竞争。在他看来,智能化、绿色化的新赛道上,中国企业应率先完成关键技术突破;在产业与城市融合的趋势下,应探索治理新范式;在全球市场上,则要推动公平合作,实现互利共赢。“如果说制造能力决定了‘有没有’,那么示范引领能力将决定中国汽车产业‘站得高不高、走得远不远’。”
毕吉耀则将目光投向宏观政策与全球博弈。他指出,中国经济当前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应变能力,为汽车企业跨国发展提供了重要宏观支撑,也为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创造了更大空间。
尽管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,特别是美方持续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,中国经济依然延续了回升向好的基本态势。毕吉耀指出,今年以来的表现,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内生动力和政策调控能力。在出口压力加大的背景下,汽车以旧换新、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及时落地,不仅激发了消费活力,也带动了工业生产和投资回暖。上半年,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领先,其中,汽车产业作为典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,在此轮政策刺激中受益明显。上半年全国汽车产销再创新高,突破1500万辆,成为稳定工业生产、推动消费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。
面对全球化遭遇逆流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局势,中国已形成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转型的政策组合拳。在宏观层面,一系列财政、货币与就业政策相继出台:从加快国债发行、推动“两重”建设,到以旧换新政策延伸至家电、汽车、工程设备等领域;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,到支持重点企业渡过转型阵痛,宏观政策已从传统刺激型向结构优化型转变。
在汽车产业语境下,这一转变也具现实指导意义。企业在追求产能与销量增长的同时,更应在智能制造、绿色低碳等领域夯实核心竞争力。毕吉耀表示,“十四五”时期对制造业的要求已不再停留于规模增长,而是聚焦质量提升,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将成为新一轮转型升级的主战场。
在此背景下,他提出,汽车企业必须树立“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”的战略思维。这一顶层设计理念,应转化为跨国经营中的实际行动路径。未来的全球布局,既要深化市场开拓,也要围绕核心技术、绿色制造、智能出行等领域重塑战略支点。唯有持续夯实内功,中国汽车企业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主动,赢得下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先机。
汽车战略价值链重构进行时
围绕上汽集团(600104)在电动化、智能化和全球化趋势下的转型实践,潘吉明表示,汽车变革不再是“选择题”,而是“生死题”。在战略层面,上汽选择打造“开放技术底座”与“共生生态平台”,并通过与华为、Momenta、OPPO等合作,打造跨界融合的智能汽车矩阵,通过“生态反哺技术”,构建开放型产业竞争力。
随着全球化步入新阶段,上汽正从整车出口向以技术为核心的深度运营转变。潘吉明介绍称,在泰国、欧洲、中东等市场,上汽通过本地化研发与技术适配,在电池热管理、混动系统等方面建立竞争优势。未来三年,上汽计划推出17款面向海外市场的新车型,全面搭载混动和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,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市场渗透力。
与此同时,为适应产业周期变化,上汽在组织与机制上持续改革。通过整合品牌资源,构建“大乘用车板块”,推动研发、供应链、销售渠道协同,新能源车型开发周期缩短30%。内部则推行“揭榜挂帅”与敏捷开发机制,加快产品创新与人才激励。
展望未来,上汽将聚焦智能驾驶、零碳技术与科技普惠三大高地翻翻策略,力争2026年实现L4级自动驾驶商业化,并在氢能架构与绿氢降本方面取得突破。同时,通过终身OTA和智能功能普及化,加速从传统制造商向科技服务型企业转型。
潘吉明表示:“我们不仅要造车,更要构建一个有生命力、可自我演化的科技生态体。”当前,上汽正以融合式创新重新定义其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角色,从产品导向迈向技术与生态双轮驱动的全球型科技企业。
在智能化发展路径方面,江利旗指出,未来十年,汽车将成为继PC和智能手机之后最具颠覆性的智能终端。自电动化进程启动以来,中国凭借“三电”技术实现新能源领域“弯道超车”,但真正决定产业未来的,将是智能化所带来的价值重构。他强调,用户也从功能消费者转变为体验参与者,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亦从传统制造商向科技服务提供者转型。
江利旗将“无人化”定义为下一阶段出行范式的根本转型。他指出,随着高速/城市NCA等L2级辅助驾驶技术快速普及,真正的自动驾驶普及需突破三个核心瓶颈:一是大规模难例场景的识别与解决;二是感知与算力硬件能力的同步升级;三是政策法规的及时跟进。他呼吁,技术领先必须辅之以产业标准与制度保障的同步提升。
在更具规模和变革潜力的商业应用上,江利旗还提到,Robotaxi有望重塑出行经济性。他以美国市场举例,Waymo和特斯拉的示范验证表明,每公里出行成本有望下降50%,未来甚至低至1元,并可能逐步替代出租车、网约车乃至部分公交功能。物流领域同样如此,自动驾驶的“人力释放效应”将推动行业从碎片化走向集约化管理,重构干线、配送与末端网络。
于金生则从全球视角出发,认为中国汽车正从“出口”走向“深度本地化运营”,进入由数量扩张转向价值提升的关键阶段。他表示,得益于新能源窗口期、多元供给模式和品牌认知提升,中国汽车出口量在四年内从百万量级跃升至500万辆,出口均价亦从1.2万美元增长至1.8万美元,体现出中国车企技术能力与品牌价值的持续跃升。
与此同时,于金生也坦言,中国车企全球化发展正面临重重挑战,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升温、海外认证门槛提高、品牌认知不足、数据合规趋严及售后体系薄弱等,这些都对企业全球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在此背景下,“产能出海”成为企业绕过贸易壁垒、实现在地化运营的重要路径。东南亚与拉美正成为关键布局区域,而真正的全球战略,也意味着企业必须在准入机制、法规遵守与本地协同等方面建立系统能力。
谈及长城汽车(601633)的出海经验,于金生以“长期主义”和“生态出海”作为关键词。他介绍称,长城汽车从中东市场出口起步,逐步形成“ONE GWM”战略矩阵,在全球实施主品类、主价格、主风格的聚焦打法,实现从“交易型出海”向“关系型运营”跃升。“真正的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贸易输出,而是深度融合与价值共创。”于金生表示,中国汽车企业要想在全球立足,必须摆脱“短期销量思维”,用敬畏市场的态度、尊重文化的行动、精耕细作的战略,实现从“输出产品”到“输出生态”的思维转换。
体系能力跃迁的新焦点
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全球化布局,检验检测机构的角色也正在发生转变。不再只是“跟随车企走出去”的技术配套者,它们更应成为具备前置性判断能力的产业保障力量,提供与未来技术趋势相匹配的验证能力,成为推动中国汽车“走出去”的关键底座。
周强从行业观察出发,归纳出当前汽车产业检验检测工作的三大结构性转变:从满足内需转向全球适配,从服务传统制造走向支撑战略性新兴领域,从物理实测逐步过渡到虚拟仿真与数字验证。这一转变意味着检测机构要从幕后走向前台,成为引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点。
围绕新兴汽车技术方向,周强系统阐述了襄阳达安的能力建设路径。针对智能网联汽车,他指出,汽车智能化正在从“解放双手”的L2辅助驾驶向“解放双眼”“解放大脑”的L3、L4乃至L5阶段演进,测试验证始终是保障系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未来十年,自动驾驶商业化将对功能安全验证、交通场景建模及仿真环境构建提出更高要求。
在动力电池领域,检测标准也在随之演进。从“充换电”向“光储充检”融合,再向“城市能源枢纽”模式演进,驱动测试需求向高压系统、电池热管理与固态电池材料等方向延伸,技术前瞻性愈发关键。
此外,智能底盘的发展趋势也提出了更复杂的验证需求。随着“分体式平台”概念的兴起,底盘系统将打破车身结构与控制单元之间的开发边界,趋向感知、控制、执行一体化。检测机构需要围绕上下车体解耦、一体化安全测试和整车系统集成能力构建新一代测试平台。
与此同时,AI与大数据正重塑整个研发范式。周强强调,测试模式已从单一物理验证逐步转向“虚拟仿真+数字开发”的融合模式。检测机构若要真正成为推动产业演进的“数字验证平台”,就必须具备对智能化子系统的场景建模与风险预判能力,在整个产业加速期内扮演“看不见的基础设施”角色。
从体系能力到战略路径,王高歌则聚焦在企业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增长引擎。王高歌表示,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与智能化主导的重构周期中,企业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,并非方向不明,而是对行业结构性变迁与自身定位缺乏准确认知。企业唯有穿越认知障碍,厘清差距与潜力,才能制定出具现实可行性与未来兼容性的价值突围路径。
在她看来,价值突围并不依赖单点爆发,而需构建系统性增长机制。从技术布局看,企业在长期投入与短期回报之间常陷纠结,真正具备战略耐性的企业,往往能在关键节点实现领先。在品牌层面,中国车企应尽快摆脱以销量为中心的短期导向,通过赛事、公关、跨界等方式完成从“功能信任”到“品牌信仰”的跃升。
此外,企业还需重视价值链的系统优化,从设计到制造全流程降本增效,为稳定盈利构筑坚实基础。她提醒,许多快速成长的企业容易忽视组织演进,陷入业务扩张与管理能力脱节的“真空期”,必须通过组织机制前置性设计,跟上规模增长的节奏。同时,资本市场对汽车企业的估值逻辑正由整车销售向“硬科技”倾斜,企业唯有借力多元资本渠道,才能打通战略、品牌与资金之间的协同路径。
谈及全球化战略,王高歌认为,中国企业不能套用“标准答案”。欧美市场需以法规适配、品牌调性和产业生态协同为重;而在东南亚、拉美等新兴市场,则应强化差异化定位与高端心智占位。她预测,随着新能源渗透率逼近“头部集中”门槛,2025年将成为行业由激烈竞争向价值回归的拐点。
她最后强调翻翻策略,真正意义上的突围,将来自“交叉融合”所带来的技术扩展力。汽车、机器人、低空飞行器等产业在感知系统、控制架构和电驱动技术上具有天然的同源性。企业若能以汽车为中心,构建具备跨行业输出能力的技术平台,将有望在未来产业协同中占据战略高地。
美港通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